钓鱼与中国人文意识论述，成功者轻松自在，失败者放形江湖

中国钓鱼真正的特殊价值在于，它将一种自然的行为格致开去，以自己富有生命力的儒道文化为基础，提炼出清新形象的人格精神和轻灵酒脱的人生思考，从而有着强烈和持久的感召力量。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也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人们都可从垂钓之中得到形而上的启示和心灵的安慰。因为垂钓，可以参化天地之气，发宏则天下受其益，内敛则身心全其真；因为垂钓，成功者轻松自在，满足了征服和控制的愿望，失败者放形江湖，忘却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怨。

传奇式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他的小说有许多是以捕鱼垂钓为题材的。比如《老人与海》及《两心大河》等等皆是脸灸人口的传世佳作，他写出了海洋民族的豪迈，一如游牧民族的剽悍和农业民族的坚忍。

中国人的心理归属也许不属于海洋。一个传统的说法——我们以不足世界7 %的耕地养活了古世界25%的人口——表明了我们对土地的重视（甚至还不包括草原）。如果说中国人也很重水，有着诸如西门豹治邺、造都江堰，修黄河堤、搞大运河之类的壮举，那也不是为着，“鱼儿离不开水”，而是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至于算命先生看风水，则纯粹是为地上的活人和地下的死人而开办的保险业务。

但是，中国人也确实非常喜爱钓鱼。在古往今来、浩浩荡荡的垂钓大军中，既有早年穷困潦倒、于无奈之中钓鱼充饥的大将军韩信，也有垂钓成癖的汉昭帝；既有“意在文王”的姜太公，也有专注绿水悠悠的严子陵有帝王气派的威赫，万鱼不得不朝龙，也有小民百姓的自得其乐——仿佛日落而息的农夫，惬意地在清彻见底的小溪中洗洗泥脚、逮逮小鱼。文人骚客又偏偏情有独钟，他们更愿意将临波垂钓赋予形而上的意义，知音交友于山川钟灵的造化之中。这样，中国钓鱼便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最后的意义上， 它有着特殊的超越性。

谋生果腹，垂钓而食，不用说，这该是古人钓鱼的最初意义。

有人考证，中国古代第一位有名气的钓鱼人，当属远古的舜帝 ； 也有人分辨，黄帝垂钓也史有可鉴。不管怎么争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华民族的祖先首先就已加入了垂钓者的行列。

这，并不奇怪。远古的洪荒时代沼泽遍布、水多陆少，先民尚未跨入农耕社会，钓鱼和狩猎几乎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都是人人必不可缺的生活手段。尤其是当时的君王，几乎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德行威望执掌社稷，其劳作艰辛远甚于通常之人，他们的钓技也应该是非常高明的。据说，舜所处的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由渔猎时代向农牧时代的过渡时期，各地纷纷抢占土地，引起事端。为了平息地界纠纷，舜常常随身带着钓鱼竿出巡，现场办公，饿了就自己钓鱼充饥。结果，“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

由此可见，先民君主之于垂钓，往往表现出熟练的劳动者的形象，君王之风，差不多也就是劳动模范之风。

华夏民族进入农牧社会之后， 生活日趋稳定， 君主们也用不着拿着鱼竿整天东跑西颠了。作为象征，皇帝每年的春天还有一套春耕的仪式，以示重本，钓鱼之类却只能纯粹作为一种兴趣了。虽然，就民间而论，仍有不少人以船为家，以渔为业，以鱼为食。他们自处于漂泊动荡之中，生活颇为艰辛。

例如，宋代一佚名诗人《赋湖中渔翁》写道：

篮里无鱼欠酒钱、酒家门前系渔船。

几回欲脱蓑衣当，又恐明朝是雨天。

明代诗人韩廉《随秋江独的图》有“更尽水源寻绝境，莫教征税及通年”，可见那时税赋之重，连渔父也难以幸免。这当然不是凭图臆猜,明代诗人袁宏道就曾亲眼见过公差欺街渔民的场面，他的《江上见教通舟为公卒所窘》写道。

钓竿拂晓霜，衣薄芦花絮：

一亩不籍官，也被官差去。

这是说，一位衣衫单薄，冒着寒霜在水边钓鱼的渔父也被官府公差逼迫交税。

此外， 清代诗人吴嘉纪，晚年贫病交加，也有过“我穷淮顾盼，也把一鱼竿”的生活钓鱼差不多是谋生的最后手段。吴嘉纪最后还是饿死了。吴嘉纪的钓技可能不高明，然而即便是职业的渔家，谋生也是极为艰辛的。清人郑板桥的《渔家》诗云：“卖得鲜鱼百二钱，余粮炊饭放归船。拔来湿苇烧难着，晒在垂杨古岸边。这该是当时渔家生活的写照。

在谋生的意义上，钓鱼可收入文入诗，但是它的本身不怎么富于诗意。相对于一个农业民族来说它是非主导的，在文化层面上也是比较原始的。

钓鱼在文化层上的另一种意义。在于崇尚山水、赏心悦目的审美情趣，那是人们摆脱了以钓鱼为谋生手段之后的精神小憩。它影响广泛而久远，包括帝王小民在内，大有雅趣者委实不在少数。比如汉代的汉昭帝。据王子年《拾遗记》记载：汉昭帝钓鱼兴致极大，秋天泛舟而钓，“穷骨继夜"：不辞辛劳。他“以香金为钩，霜丝为纶，丹鲤为饵，得白蛟长三丈，大若蛇，无鳞甲”。昭帝让掌管膳食的官员把它腌起来，结果味道鲜美，满口余香。

又据《战国策》记载，魏王不仅自己嗜钓，也常常带着宠妃龙阳君同船而钓，龙阳君的钓技也很高明。一次，她时间不长就钓得十几条鱼，一条比一条大。她想把原先小的扔掉，不觉触动心事，泪洒香腮。因为龙阳君 此时虽然得宠，却无时不为自己的地位担忧，生恐也有被当小鱼扔掉的一天。魏王得知宠妃心事，大受感动，竟然命令四海之内，不得再献美女，违者诛灭全族。诸如此类的争宠见闻，往往构成帝王垂钓中的“传统节日”。雅得俗!于帝王而言，固然也有愿意上钩的，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当时美女罗致的状况。政治垄断，人格垄断和性垄断本来就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君王垂钓，器必极工，饵必极香。历史上曾有宋朝宰相王安石误将皇上的钓饵当成精美点心吞下去的故事。而且，为了照顾情绪，不少君王在垂钓之时，身旁都有许多拍马迎逢之士，以助其兴，抚其怨。所谓“ 凡鳞不敢看香饵，知是君王合钓龙”，所谓莺惊风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所谓“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都是些很受听的话。帝王可挽回面子，拍马者也能够得到很高的赏赐。这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分析，人人都有自我辩护的本性，人是有理由的动物。故而，无论一个人的行为如何，自我辩护往往是减少认知不协调的最好方法。拿钓鱼来说，帝王无所不能，英明果断的认知与钓技不高的认知是不协调的，当然非常需要御用文人的论证。更何况钓鱼事小，却关乎一个人的智力评价。“智者乐水” 嘛。只是这么一来，物极必反，反倒失去了垂钓的天然乐趣和原本真意。

相形之下，钓鱼对于小民百姓虽说也算不得“正业”，然而，然面。它没有过多的做作，至少可使人们在“正业”之外雅得闲暇，领略一份不可多得的天然妙趣。垂钓之乐，当在民间。

唐代诗人李鄂诗云：

小男供饵妇搓丝，溢磕香酸倒结篱。

日出两竿鱼飞食，一家欢笑在南池，

——全家垂钓，趣意盎然，令人心往神驰。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有《独钓》诗一首：

候家林馆胜，偶入得垂竿。

曲树行藤角，平池散黄盘。

羽沉知食驰，缗细觉牵难。

卿取夸儿女、榆条系从鞍。

——这是找了关系到人家池塘里去钓鱼，也还是很有趣。

虽说是“独钓”，倒有全家乐融融的味道。

宋代潘阆的《酒泉子·忆馀杭》写道：

长纪西湖，

尽日凭栏上望。

三三两两钓鱼舟，

岛屿正清秋